引言：从“协议签订”到“资金落袋”的最后一公里

2025年，湖北省武汉市某科技公司遭遇拆迁困局：与街道办签订《拆迁补偿协议》后，厂房被强制拆除，但560万元补偿款迟迟未到账。历经两年诉讼，法院最终判决街道办支付补偿款及逾期利息，并强制执行其财政账户。这一案例揭示了企业拆迁中的核心痛点：协议签订后，如何确保补偿款从“纸面权利”转化为“现实利益”?

一、拖欠补偿款的三大法律陷阱

1. 协议效力争议：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混淆

实践中，征收方常以“协议非真实意思表示”“未留存协议原件”等理由拒付补偿款。例如，武汉市某科技公司案中，街道办辩称“协议未盖章生效”，但法院认定其已备案且实际履行部分义务，协议真实有效。这表明，协议形式瑕疵不影响实质效力，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实际履行。

2. 支付条件设限：附加义务的合法性边界

部分征收方在协议中设置“先搬迁后补偿”“自行拆除后付款”等条款，变相拖延支付。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十七条，实施房屋征收应先补偿、后搬迁。任何附加条件若导致被拆迁人权益受损，均属违法。

3. 主体责任推诿：多层主体间的责任划分

在城中村改造、旧城更新等项目中，涉及政府、村委会、开发商等多方主体。例如，山西省某区法院审理的安某案中，街道办以“未直接签约”为由拒绝担责，但法院认定其作为法定责任主体，需对协议履行承担兜底义务。这为多层主体项目中的责任划分提供了判例参考。

二、四步追讨拖欠补偿款

第一步：固定证据链：从协议到履行的全流程留痕

协议原件：确保协议有双方签章，并留存副本;

履行凭证：如搬迁证明、资产清单、沟通记录等，证明己方已履行义务;

催告记录：通过书面函件、短信、邮件等方式催款，固定对方违约证据。例如，武汉市某科技公司通过发送《催款通知书》，成功证明街道办“恶意拖欠”。

第二步：协商与投诉：行政调解的杠杆作用

协商谈判：以协议为依据，明确要求征收方在X日内支付款项，并书面答复;

行政投诉：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、监察委等机构投诉，要求介入调查。例如，江苏省某市企业通过向省住建厅投诉，迫使征收方在一周内支付补偿款。

第三步：司法救济：行政诉讼与财产保全

行政诉讼：以征收方为被告，起诉其不履行法定职责。法院可判决其限期支付，并赔偿逾期损失。例如，北京市某区法院在判决中明确，逾期付款利息按LPR(贷款市场报价利率)的1.5倍计算;

财产保全：诉讼中申请冻结征收方银行账户、房产等资产，防止资金转移。例如，武汉市某科技公司通过诉前保全，成功冻结街道办财政账户，确保执行到位。

第四步：强制执行：从判决到落地的关键一步

若征收方拒不履行判决，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，法院可采取查封、扣押、拍卖等措施。例如，山西省某区法院在安某案中，直接划扣街道办财政资金，强制交付安置房。

三、风险防控：签约到履行的全流程管理

1. 签约前审查主体资格

核实征收方是否具备合法授权，避免与无权主体签约。例如，村委会、开发商若无行政委托，其签订的协议可能被认定为民事合同，导致维权路径差异。

2. 明确支付条款

协议中需细化补偿款金额、支付方式(一次性或分期)、支付时间节点、违约责任(如逾期利息、违约金)等条款。例如，武汉市某科技公司协议中明确“逾期付款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”，为后续诉讼提供依据。

3. 监督资金落实

根据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，征收补偿费用需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。企业可要求征收方出示资金监管证明、银行保函等文件，防止“空头支票”。

4. 过程留痕

从签约到履行的每个环节，均需保留书面记录。例如，搬迁时制作资产清单并由双方签字，沟通时通过邮件、短信等可留痕方式，避免“口说无凭”。

结语：法律是破解拆迁困局的终极武器

企业搬迁协议签订仅是第一步，补偿款或安置房的落地才是核心目标。面对征收方的拖延、推诿甚至违法操作，被拆迁人需以法律为盾，以证据为剑，通过协商、投诉、诉讼等多元途径，构建完整的维权闭环。正如山西省某区法院在判决中所言：“行政协议的履行，不仅关乎个体权益，更考验政府公信力。”唯有坚守法律底线，才能让拆迁从“利益博弈”回归“公平正义”。